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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长春未来构建“动力转换新引擎”
2017-12-12 06:55:50    来源:长春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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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长春未来构建“动力转换新引擎”

——六谈贯彻落实市十三次党代会精神

本报评论员

雄县北漂张明决定在3月31日作出改变。

此前,张明在一家央企设计院做着朋友羡慕的工作,朝九晚五,福利超好。但工作之外,他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一些长辈看起来不着调的事情上——写文章、剪片子、拍旅行纪录片。

当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想法,想要把这些爱好变成新的工作时,阻力出现了。在一些老一辈的雄县人看来,谁家要是有孩子去北京的国企工作,“算是走上了所谓的人生巅峰”,父母会觉得特别有面子。张明的父母也不例外,他们明确不赞同张明辞职,哪怕儿子说了这份工作的各种不好,甚至都发火了。

所以,3月31日作出不再续约的决定后,张明突然觉得压力好大。作为无房、无车、无妻、无孩的“四无人员”,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清明回乡时父母的盘问。

可是这一次,父母竟然同意了他的选择。父亲告诉他,不用干非以挣钱为目的工作。但张明心里清楚,父母的转变源于4月1日雄安新区的设立,“他们觉得以后肯定经济上不会太差,也不差我挣的那点钱。”一瞬间,张明觉得没有压力地追求梦想真的特爽!

在4月1日新华社刊发的报道中,设立雄安新区被称为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,是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。而对于包括张明在内的110万雄安新区人来说,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改变。

愚人节的特大惊喜

种种迹象表明,设立雄安新区的前期工作准备了很久。张明今年3月回过一次雄县,他发现当地开始整治污染工厂,很多工程停工、楼盘停售,每年春天常见的自盖房被叫停了。那时候,张明就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不过,48岁的雄县人张胜民在4月1日上午第一次看到雄安新区的消息时,因为事情比较多,当时并没有当真。晚上6时左右,以前的同事突然从北京给张胜民打来电话,告诉他:“明天上你们雄县去。”此时张胜民依然没有往买房的事情上想,他还以为这些同事要在清明节期间找他玩。直到晚上收看新闻联播,他才高兴地发现,雄安新区来了!

在200多公里外的石家庄,容城籍小伙子杨冰刚刚健身回来,就收到了同事们接二连三的调侃。“我办公室的同事都喊:哇!亿万富翁回来了。好多人都开玩笑说,你们家有多少地、几套房,是不是一下子发财啦?”杨冰说。

当时,杨冰还没有太多感觉。不过,随着雄安新区关注度的提高,相关信息在朋友圈的不断刷屏,杨冰也开始意识到,应该打电话问问家里是什么情况,是不是能够在那边买点房呀?

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与深圳经济特区、上海浦东新区级别相同的新区,以便寻找新的商机。晚上10时多,有人找到张明,想直接买下他家的房子。在其他的微信群里,张明还发现,有人连夜跑到雄县看房,出京的大广高速也因此开始堵车。

“第一天忙到凌晨1点,他们都问我怎么从北京去雄县,最早一班车是几点,然后到雄县打车是否方便。”张明说。即使他告诉朋友们雄县早已冻结了房地产市场,也没有起到效果。

从4月1日起,雄县全面叫停一手房、二手房房产交易,关停售楼部和房屋中介机构,冻结一切房屋过户手续。容城县和安新县的有关部门也发布了多个声明,称已叫停所有房产销售行为,并向外地购房者提示风险。这些措施让三县房地产市场迅速冷却下来。

离乡闯荡的雄安人

在更多的语境里,雄安和北京是画不上等号的。无论是寒窗苦读的学子,还是精明强干的商人,离开雄安去大城市谋生,都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。

虽然都是雄安人,张明和王智慧的童年记忆截然不同。生活在旱地的张明,想念的是院东可以捉迷藏的龙爪槐,春天里疯长的爬山虎。成长在白洋淀畔的王智慧,儿时最喜欢在淀边钓鱼,在罐头瓶里放些馒头渣,就能钓很多。

但不管故乡的生活多么美好,小县城显然装不下少年的野心。读初中时,张明就和朋友有过约定,一定要去雄县外面的世界看看,“因为那个县城真的没有什么机会。”王智慧也坦言,正是离开安新出去闯荡的想法,让她有动力考上了大学。

如今,在央企担任技术员的张明和在私企当高管的王智慧,都来到了距离家乡100多公里外的北京生活。在这座大都市里有许多雄安人打拼的身影。一批来自张岗乡和双堂乡的雄县人在北京回收废旧塑料、销售电线电缆。

生长在水边的安新人则对鱼比较了解,他们一般活跃在北京的四道口、新发地水产批发市场。在安新县城经营汽修店的邓帅,有次去北京找朋友玩,才发现这些老乡大部分租住在老旧小区或地下室内,无论冬天还是夏天,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去市场卖鱼。“在家里也赚得到钱,但是市场比较小。北京是大城市,发展空间也大,他多吃点苦,挣到钱以后在家里也可以盖房子了。”邓帅说。

更早的上世纪80年代,雄县人为了脱离农业,不再种地,首选的城市也是北京。张胜民说,当年他们村出去做生意的年轻人,全住在酒仙桥一带,“那时候全是荒地。”这些雄县人,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,卖一些瓜子、花生和水果。

不过,在张胜民的印象中,这些人里只有极个别的留在了北京。比如他的一位同学,“最早在北京蔬菜市场卖菜,后来搞批发,现在站住了行业,每天飞来飞去的。”更多没有文化、也没有长远考虑的雄县人,只能抱着挣点钱过日子的想法,最后又都回到了家乡。

新区给小城带来了机遇

作为在外闯荡近30年的雄县人,张胜民最关心的不是房产,而是未来具体能够做什么。“听说有坐飞机过来买房子的,我们就乐了。政府这次(控制房价)的措施太好了,对本地人有好处,对未来的年轻人更有好处”。

张胜民告诉记者,他14岁时就辍学去了北京,一开始卖羊肉,后来又去建筑工地当小工,“一天挣4块钱,乐坏了。”2001年时,他曾经干过一年包工头,结果由于不懂管理,底下的人起了内讧,也没有落着钱。

直到进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当司机,张胜民才算摸着了门道。那段时间,张胜民做过车队长,也做过工会副主席。招进来新员工后,他就会带着这些人去北大清华听免费的课程,跟高学历的人接触,转变思维。

张胜民想过留在北京,但因为买不起房子,还是在2012年回到雄县。受上一家单位的影响,他把创业的目光投向了健康领域,先后在县城内开设了一家净水机代理店和一家近视治疗机构,但一直不大赚钱。这次借着新区的机会,他又想到了两个创业点子,一个是餐饮,一个是包含保姆、招工在内的各类中介。

更多雄安的年轻人,从新区看到了商机。安子龙最近一直忙着在容城倒腾东西,车、车牌、公司营业执照都卖。由于最近的行政区划变动,包含容城字眼的牌照也被炒上高价。原来安子龙办理容城开头的营业执照只用了700元,但现在已经有亲戚想花两万元买下它。

为了转行影视不惜辞职的张明,在仔细研究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后,也萌生了新的想法。张明告诉记者,他现在也想去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公司体验一下,因为这两类工作都能和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定位结合起来。

对于供职于中核集团的杨冰来说,现阶段只能靠转发“寻找张英森”的文章过过瘾了。这个被杜撰为在雄安新区成立前,卖掉老家住宅购买北京商住,并马上接到公司通知搬入新区的“2017年最悲催人物”。不过,杨冰告诉记者,如果集团公司选择迁入雄安,他必然会回来建设家乡。

雄安来了,原有的工厂怎么办

从新区成立的狂喜中逐渐冷静下来的雄安人,开始关注他们将要面临的一系列变化。

一份刊登在雄县政府网站的资料称,雄县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装印刷基地,2015年从业人员5万余人。但这些当地政府的纳税大户和就业支柱,也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。

在雄县做塑料生意的王强告诉记者,他平时会从北京天津拉来废旧塑料,然后化成半成品,再销售给雄县生产塑料颗粒的企业。他觉得雄县新区成立后,势必会关停这些有污染的企业,将塑料行业外迁。

“有能力的企业,有纳税记录什么的,政府可以给你划一块地,让你去(工业园区生产)。但是雄县的许多塑料企业是家庭作坊的形式,在家里有几间房,买两台机器就能干。以后(这类企业)肯定没戏了。”王强说。

将服装视为支柱产业的容城,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安子龙家里的染布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,现在都快干不动了。“我们厂最厉害的那一年光环保罚款就交了300多万元,锅炉要做煤改气、煤改电,成本也上去了。”安子龙说。

在安新县城当教师的季英杰,现在很为他开工厂的弟弟担忧:“我弟弟37岁了,干金属有色干惯了。你再让他干别的去,不可能像岁数小的一样可以从头再来。”

除了这些需要政府解决的产业疏解问题,雄安人对于安置搬迁的问题更是格外关注。多位居民表示,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关于雄安新区更为具体的实施规划。

但在季英杰看来,安新改或不改新区,对他而言区别并不大——孩子今年13岁,应该等不到大学入驻新区了;医疗会好点,以后省得去北京看病了;白洋淀会更漂亮点,但是过去玩就不能这么随意了。

在家乡变成拥挤的大城市前,季英杰只想在自家的小园子里种种花,喂喂鸟,享受最后的小城时光。“有人给我600万元(买这所房),我也不卖。”他说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张胜民、安子龙为化名)

【编辑:孙静波】

(责任编辑:李咏达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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